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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的分类关于一级指标的分类,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认为一级指标的设置应该按照文件,比如社会建设、政治文明、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生态文明来分类;陕西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成荣建议简单化,选取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口资源环境三大类指标作为县域科学发展的评
关于一级指标的分类,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认为一级指标的设置应该按照文件,比如社会建设、政治文明、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生态文明来分类;陕西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成荣建议简单化,选取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口资源环境三大类指标作为县域科学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指标体系的设置应该遵循全面与可行的原则,特别是对于一个评价县域经济的研究来说,充分考虑当地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变异性,是完全必要也是必需的。因此,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澳门特区文史委员会秘书长苏海洲建议从“经济科学发展程度”、“社会结构现代化”、“国民素质及科技活动能力”、“社会事业发展与生活质量”四个方面来设置指标,并据以进行评价研究。同时,许多专家认为,民生指标实际上完全可以与社会指标重合,应并入社会指标当中。综观以上三种分类,其实根本上还是一致的,都离不开经济、社会、生态,只是分类的标准有所差异,侧重有所不同。
关于基尼系数。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政府区长邵春杰认为基尼系数可以反映贫富差距,凸显发展中的的公平问题,但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指出,基尼系数在县一级很难获得,对县域考核意义不大。因为县域很小,实际考察的是比较优势,是如何参与社会分工的问题。
关于人均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张可云教授认为“人均收入”应区分为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钟茂初教授提出,应将“人均收入”改为“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人均可支配收入”。但邵阳县县委宣传部唐东风建议保留这一指标,同时建议增加城镇年纯收入5000元以下的人数所占的百分比和农村年纯收入3000元以下者所占百分比,指出这个指标可以反映一般生活水平,最能说明政府是否关心普通人的生计。因为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扶强弃弱,甚至扶强欺弱,背离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英指出,养老保险覆盖率这个指标将无差异,用它意义不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这个指标在全国已经没有大的差异,且落后地区的参合率可能更高。因此,建议删去这两项指标。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认为,农民群体在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收入分配中均处于弱势,农民的医疗负担不断加重,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现象比较突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立足保护处于弱势的农民群体,坚持自愿参与、多方筹资、“低水平、广覆盖”、因地制宜等原则,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和可行性,是适应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区域差异现实、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公共服务制度。农村的医疗状况是事关当地发展的重要指标,应该作为考评指标。
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陈文胜认为,万人拥有公共文化馆、图书馆(图书数量)、体育馆、科技馆、文物馆、旅游场所等指标,能很好地反映县域地区在指导、规范地方文化建设、推进县域文化发展中所做的努力。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指出,“万人拥有公共文化设施面积”这一指标意义不大,因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既要考虑到建设的面积,但同时也要考虑分布的情况。假如在乡镇建立大规模的图书馆、电影院,那么,平均下来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会非常高,但乡村地区基础设施特别是文化基础设施可能依然匮乏,所以应该增加关于乡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布局的考核指标。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必须处理好两个矛盾:首先,基础设施相对集中与普遍服务之间的矛盾;其次,提高基层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与照顾之间的矛盾。一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过于集中,可能会影响普遍服务;过分强调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可能难以照顾深山里的的利益。所以,在考察社会文化发展指标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实际需要,不能用统一化的标准来解决不同地区产生的问题。
要进行评价,就得有排序。但中国人民大学张可云教授指出,这种评价结果与主观判断有关,建议不要公开排序,也不要公开指标与权重。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建议中央有关部门组成调查队,充分吸收大专院校的青年学生参加,在全国大兴调查之风,为决策提供更加科学全面的数据。也有专家认为,评比是必然的,建议按类型评价。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党委副书记李成茂认为,县域科学发展的指标体系因县域位置、资源状况有所不同,不应是一套指标。应先将县域进行分类,就不同类别的县域制定科学发展指标。比如沿海的县域和内陆的县域科学发展的指标就不应完全一样;经济重镇、文化胜地或者国家重点生态保护区域的指标也不应一致。文化胜地和生态保护区域的县域就不能将工业增加值作为经济发展评价指标,如此等等。(执笔:高 源)